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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słany: Czw 9:49, 10 Mar 2011 Temat postu: 评茅于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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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评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近几年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不少有违民意的言论,屡屡遭到公众的严词驳斥。近日,他又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的文章(原文附后)。然后,《搜狐博客》、《凤凰博报》等多家网站相继转载,读者很多,影响不小。应该说,这是一篇颇有误导性的,应用铺垫排除和先隐后露的论证方法,借题发挥且拐弯抹角地表明了一个荒谬观点的奇文。因事关大是大非,故我们不得不对该文作出必要的“疑义相与析”的回应。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该文的命题看似提出一个无可置疑的正面观点,其实不然。这个标题的提法等于说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显然,这是言过其实的对我们目前社会舆论主流的肆意歪曲。其次,作者呼吁“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那么,作者想要“恢复”的,指的又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制度下的社会的“讲理风气”呢?对此,文章起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作者没有明说,那就让我们从他的全文中寻找答案吧。 纵观全文,作者论述的总体顺序是:(1)文章起始表明,现在“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2)否认怨气和矛盾源于贫富差距悬殊和官场贪污腐败的民间共识。(3)认为怨气和矛盾来自社会缺失正义,“不讲理”。(4)结论是,只有通过全民投票选举,才是消除社会民怨矛盾,恢复社会讲理风气,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个结论就是茅文的核心观点。尽管以上前三个环节的论证,与最后推导出的结论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悖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前三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弯弯绕,只不过是为最后亮出的核心观点服务的过渡性铺垫,Pink Ghd Hair Straightener,不禁让人有一种“图穷匕首见”的感觉。茅文确实是一篇不可多见的论题、论证、论据与论点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混乱的奇文。接下来,不妨让我们再进一步就该文的荒唐逻辑摘要剖析一下它的症结所在,看看茅于轼讲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 这位自作聪明的经济学家不惜采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混淆是非,牵强附会地误导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和荒谬观点。文章起始便别有用心地通过极端片面地强调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以此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奠基性伟大成就。试问,难道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真的是一个“穷困饥饿、受人欺负”的国家吗?这符合历史事实吗?接着,作者就提出一个现在“社会怨气大矛盾多原因何在”的问题,并借题发挥,说:“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这是言不由衷的遁词。其实,作者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还说什么“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茅先生把“正义”完全等同于“讲理”,认为凡是动武的都是“不讲理”,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还断言,讲理是一定能讲得通的。果真是这样吗?殊不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任何的“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不是遵循同一个标准的,“理”是有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特点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公理”。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公理”实质上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家之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两者都有各自的道理和利益,是不可能统一的,讲理是永远讲不通的。比如说,地主和资本家认为是他们养活了农民和工人,而农民和工人则认为是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了自己,两者之间能通过讲理达成共识吗?哪里有压迫和剥削,GHD Hair Australia Store,哪里就有反抗。所以,被统治阶级为了坚守和维护自己的道理和利益,只有靠“动武”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才是唯一的办法和出路。人类社会不就是在无数的奴隶、农民、工人不断反复地“动武”斗争中发展和进步的吗?共产党也绝非靠“讲理”打败国民党的,而也是靠“动武”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Cheap Ghd Straighteners。如果按照茅于轼的逻辑,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岂非都是“缺失正义”的“不讲理”的犯上作乱?!这分明是公然挑战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不能含糊的,是不能不辩论清楚的。 其次,茅于轼还认为,民怨不是来自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而是源于“社会不讲理”。这纯粹是作者个人的臆断,充其量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偏见,绝非是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更何况,作者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地竭力为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的社会弊端辩解的论据,也是不足为证的。说什么,“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还更公平一些”。还说什么,“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就拿我们的近邻看,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其余的都不如中国”。这是何等荒唐的自欺欺人的逻辑! 我想,作为经济学家的茅先生不会不知道,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基尼系数适用于计划经济,是衡量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有效工具。它不仅不能反映收入的分配问题,而且也不能全面反映收入的分布问题。因此,将其用于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比如,面对国税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经济投资与财政支出、特别是黑色经济收入等复杂情况,基尼系数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五花八门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已经超越分配问题和经济问题,属于涉及政治法律的触犯刑法的问题。因此,作者仅从抽象的且经过歪曲的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肆意否认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是徒劳的。可见,文章引用基尼系数的辩词完全是遮人耳目,瞒天过海的无稽之谈。 此外,作者关于官场腐败问题的辩词更是与民意相悖,经不起一驳。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官场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严峻形势,已是无可置疑的党和人民的共识,而茅于轼则掉以轻心地认为,“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言外之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按照此论行事,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将不可避免,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说。尤其荒诞不经的是,作者竟然拿中国与一些比我们更加腐败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说“中国远不是最腐败的国家”,以“五十步笑百步”而沾沾自喜。试问,如果等到中国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有药可救吗?这是典型的讳疾忌医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这无异于给我们注射麻醉剂,瓦解我们的反腐斗志。作者居心何在?!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一个怨气大、矛盾多而又“不讲理”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并以一种貌似“忧国忧民”的姿态表示:“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那么,作者“找出”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妙手回春的“办法”呢?他说:“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了”。作者为我们找到的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作者于文章起始对他究竟主张恢复一个什么制度的社会的“讲理”风气,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至此谜底才得以揭晓,终于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作者想说而又不便急于直说的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社会,才是讲理的没有怨气矛盾并能长治久安的社会。这就是茅文的旨意和要害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来,茅于轼讲的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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