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到迷

ghdhair100 · Wysłany: Czw 7:06, 03 Mar 2011

那时候到处是高音喇叭，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磁带、没有录音机。喇叭声从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大院的围墙里传来，强大，嘹亮。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这是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８年，或稍早，那个总是传出决议、社论、讣告、样板戏、毛主席赞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洪湖水，浪打浪》，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它们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复着，百听不厌。大人们说，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国的新时代就从解禁开始了。那些因为政治斗争，因为不够革命，或者仅仅因为爱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大人们克服了戏曲的障碍，一遍遍去观赏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一遍遍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运痛哭流涕，黑暗中他们的眼泪湿透了一张张手绢，湿透了中国的一家家电影院。就在这种哭泣声中，爱情的知觉，久违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么可耻的东西了。
　　８０年代――一个电影插曲的时代在新的电影中伸延。半导体和晶体管，薄膜唱片和电唱机，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收音机前，听着李谷一、朱逢博、关牧村、郑绪岚、关贵敏，听着《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处流淌，它们歌唱着生活的甜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甜蜜，不关涉具体，也与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生活无关。别种滋味的歌是借着电影剧情出现的：《知音》、《雁南飞》、《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泪花流》、《妈妈教给我一首歌》。与之同时，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听台湾歌，喇叭裤戴着不撕商标的太阳镜、提着最时髦的录音机，骑着车或者成群结伙地呼啸而过，把邓丽君和张帝的歌声一路洒在大街上。大人们望着他们的背影说：这些个小青年，这些个阿飞。
　　是的，这些个阿飞。中国人开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极左时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着。在核心的意识形态里，除非辅之以革命、事业等崇高内容，否则世俗情感、谈情说爱、个人悲喜，都是低级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现。邓丽君、张帝、刘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赏者自己，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不洁感：邓丽君唱的是黄色小调，张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着“黄”。不久，李谷一唱《乡恋》用了气声，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又柔又绵，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评者听出了那声音里的“黄”。
　　这是中国歌曲历史上的“电影插曲时代”，又是一个“中间腔时代”――这一时代的“唱将”，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刘诗召、王立平、付林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样，都是名门正派、正统出身，却共有一种向世俗情感过渡的倾向。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渐渐退出主流，听众喜好的对象，是那些美声中带点自然色的歌手，这是８０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欢迎者的共同特征。很明显，我们可以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从解禁时代的王昆、郭兰英、黄婉秋向李谷一的变化，从李谷一向朱逢博―郑绪岚―沈小岑―苏小明的变化，从男女声二重唱两个时代的代表――张振富、耿莲凤向王洁实、谢莉斯的变化，看到美声、民族唱法的逐渐下移。甚至，１９８４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请来的两位香港明星――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是两个“中间腔”――奚是民歌“中间腔”，张是流行“中间腔”。“中间腔”流行的背后，有意识形态的保守在暗中支配着。此时，一方面意识形态从高调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识仍在起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整个大众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价值中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反映个人情感的流行音乐则被视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种心理障碍。这时，大众意识处于一种政治中庸状态。
　　稍后，台湾校园歌曲一下子流行了，《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浪》、《踏着夕阳归去》，它们被“中间腔”广为翻唱，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与正统价值无伤。“中间腔时期”的压轴大戏由唱着《军港之夜》的苏小明完成：它终于脱离电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专辑的概念；主题背景虽然不脱国家、集体、事业，但抒情角度却充满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声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松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声的底线，它伴随着批判，也伴随着欢迎。
　　积极、健康、正面等观念支配着歌声审美的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９年左右，此前歌坛千变万变，好嗓子的观念一直不变，始终以清亮、纯正为第一美学特征。
　　是１９８３年还是１９８４年？一个叫程琳的孩子出来了，稍后，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来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无邪的，“小螺号，嘀嘀地吹”，“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同时她们会唱邓丽君。在童稚的掩护下，邓丽君公开化了。没有美声血统的流行唱法登场。不是出身于正统的学院派，而是一批社会青年，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磁带风行，走穴风行，模仿港台歌曲风行，“翻唱歌曲时期”全面降临。张行弹着吉他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麻烦”，因为爱不能分享，因为你比她“迟到”。哗，３００万盒销量；哗，吉他成百倍地狂销；哗，吉他班在城市里铺天盖地。谈情说爱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黄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不再是淫声浪语。各种新星不知都从哪里冒出来，都唱着港台歌，都有人买账。１９８５年，美国４０多名歌星为非洲灾民义演，联唱《天下一家》，第二年台湾６０位歌星联唱《明天会更好》，中国一位磁带编辑说：他们能做６０名，我们能做１００名，献给世界和平年！
　　１００名歌星，说聚就聚，还有很多没参加的，想想看，中国的歌星有多多吧。《让世界充满爱》，１００名歌星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中国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动了。　　这是一个转折，这是１９８６年。因为一首大歌，老人们不再尽觉得流行歌“痞”，文化界不再对流行歌围剿扫荡。１９８６年，流行音乐获得官方一个折衷式的称谓――通俗歌曲。
　　有两件轶事可以说明中国这时的半就状态。一件是：１９８５年底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演出，劲歌热舞折腾一个大劲，台下的中国观众均端坐着不动，威猛走了大半个地球，哪见过这架式？傻了，第一次觉着自己像猴子。另一件是：郭峰初到北京，常抱着吉他在街边唱歌，人们叫他“小流氓”；百名歌星演唱会后，当他再一次抱着吉他在街边唱歌，路过的人不禁对他指指点点：“瞧，这就是写《让世界充满爱》的作曲家，瞧人家多有艺术家的派头！”
１９８６年之后，流行音乐并行出现了三条脉络。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出《一无所有》，从此摇滚在地下开始蔓延流行，为首都青年所喜，为官方人士所骂；《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风”，众多歌曲创作均以北方民歌为素材，但是见歌不见人，大家都唱同样的歌，寥寥数首名作成了“全国粮票”；以齐秦、苏芮为开端，港台引进版大举登陆，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陆的“翻唱歌曲”宣告灭亡。
　　１９８７年，《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愿》，中国人十分耳熟的民歌调，唱着家乡、土地、山沟沟，和着电声乐队、电子鼓击、大嗓唱法，满城轰鸣。１９８８年，电视台每日播出《雪城》和《便衣警察》，“下雪了，天晴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刘欢的声音每夜准时响彻大街小巷。１９８９年，电影《红高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呵，莫回呀――头：民歌加架子鼓加乡里腔加吼唱；之后“囚歌”――劳改犯的歌；之后俚俗谐谑歌曲大泛滥。是谁在听它们？我不知道。
　　我知道另一种流行，港台、欧美歌曲的流行。大学校园里在复制磁带，城市的街头在兜售拷带。大街上能买到的公开引进版是《搭错车》，是《狼》，不能买到的便托人从海外购进、然后流入交换、翻录、拷贝的渠道。到１９９３年，引进版已经全面化，大陆流行音乐市场全面开放。王杰的心痛、姜育恒的忧郁、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张雨生、庾澄庆、赵传、小虎队、郑智化、四大天王；ＭＴＶ　、卡拉ＯＫ、追星族，音乐越来越新潮，歌迷越来越低龄。稍后又有欧美打口带流进城市，中国，渐渐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统一市场中的一部分。
　　伴随着这一统一化进程，中国自己的造星运动隆重开幕。１９９２年，唱着甜歌的甜妹子杨钰莹通过中央电视台一举倾国，成为大陆第一位自制偶像。随之，中国出现第三次新人辈出场景：上电视、拍ＭＴＶ，推歌打榜，文字轰炸。潮流，潮流。歌曲越来越多，歌手越来越多，彼此间越来越相象。同期，摇滚乐唱片准许出版，一直埋没在地下的摇滚乐开始全面出头，摇滚不再是崔健一人，摇滚不再是禁忌，男人可以留长发，长发可以上招贴。《无地自容》的黑豹火了，《梦回唐朝》的唐朝火了，新音乐的春天的张楚、窦唯、何勇火了。铁杆摇滚乐迷像沙漠中渴求水源一样渴求着、寻找着摇滚乐。但当各路知名乐队和更多不知名的乐队成批成批浮出地面，摇滚乐迷不再狂热了，摇滚乐迷开始深深地失望：摇滚乐不是卖着愤怒，便是卖着青春期的躁动（多简单！），大家都太想快快成名。随着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局面被消解。潮流，潮流。摇滚乐的潮流也一拨连着一拨，随着世界整齐地左转、右转，齐步走，然后金属了，然后另类了，然后朋克了。
　　１９９２年，《小芳》，知识青年和假知识青年在怀旧。
　　１９９３年，《涛声依旧》：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１９９４年，《同桌的你》，大学生未老先衰，感伤而回忆。
　　１９９５年，《艳阳天》，摇滚乐像花朵缩进琥珀里，怀想；《露天电影院》念起童年景色不再。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７年，《心太软》：ＯＨ，算了吧，就这么散了吧。
　　与这几首最流行的歌曲相伴，是青藏题材的长盛不衰，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呼唤：《回到拉萨》、《阿姐鼓》、《青藏高原》、《央金玛》、《雪域光芒》；是俗歌的连连成功，好像在城市的变幻中稳固着不变的旧色彩，接续着“西北风”和“囚歌”的余绪：《大中国》、《纤夫的爱》、《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九月九的酒》、《大花轿》、《好汉歌》。在感伤怀旧、西藏情怀和大旧大俗的后面，则是整个社会的快速变迁。
　　从整体上看，城市情歌的泛滥已使流行歌变得腻味，北京乐队的全面露脸已使摇滚乐的号召力彻底瓦解。这不再是一个短缺的时代，同时也不再是一个因为政治压力而产生表达激情的时代。流行音乐的低潮随之到来并延续到１９９８年。思想和情感禁区的不复存在，使表达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中国流行音乐终于露出初级、幼稚和虚弱的真相，这时我们发现，新的、城市的、丰富的、切身的生活，竟然还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表达。业已存在的唱片商在狭隘的商业追求中老化，千篇一律的爱情只是一些虚假的套词，摇滚的反抗只是一些口号和大话，空洞、浅薄而老套，它们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另一面的虚拟。
　　过去是政治的一统天下，现在是商业的一统天下。
　　你已有多久没有听到刺痛你心肺的歌？
　　迷惘。但迷惘只是暂时。只要有生活，就会有生活的感受，就会有表达感受的歌。民间的多种音乐型态已经发生，民间创作人士的遍地滋生已经成现实。你看过个人网页吗？你听过小样和自磁带吗？你读过乐友之间交流的自办杂志吗？你知道你们那个城市的乐队和演出吗？如果你没有听到丰富的声音，那么你听。
　　而丰富的声音这２０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生长，最近一年的生长是：朴树、尹吾、清醒、花儿、胡吗个、《盘王之女》、《无能的力量》……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如果这些声音还不能让你满足，那也是这２０年给你的馈赠，你遗憾了，你开阔了，你自由了，你有福了。
Many years ago there lived an Emperor who was so exceedingly fond of fine new clothes that he spent vast sums of money on dress. To him clothes mean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He took no int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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